校友记忆：把青春讲给母校听①从山里来，往山里去
（2014级校友蒋良然）
2014年9月，我第一次走出家乡。大巴山深处的那个小村庄，到县城要坐三个小时的中巴，一路颠簸，尘土飞扬。我背着母亲缝的被褥，手里攥着助学贷款的单据和家里东拼西凑的学费，站在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的校门口。新校园，新城市，新身份——2014级工程监理2班的一名新生。
说实话，那时候我连"监理"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，都说不清楚。只隐约知道，这是管工程质量的，是替老百姓盯着房子别塌的。这个朴素的认知，后来竟成了我整个职业选择的根。
家境贫寒这件事，我从不避讳。它让我更早地明白，每一分钱都有重量，每一份帮助都该被记住。所以入学没多久，我就开始在校内外找兼职——发传单、做家教、在食堂帮忙收拾餐具。不是因为想证明什么，是因为我算过账：家里的收入，撑不起我三年的全部开销。与其等着，不如自己挣。
但兼职再忙，课不能落下。工程监理这个专业，涉及大量的施工规范、质量验收标准、合同管理条文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我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：白天上课坐第一排，晚上自习到图书馆闭馆，周末兼职赚生活费。那三年，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，多次拿到一等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。每次奖学金到账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己买什么，而是给家里寄回去一部分。母亲在电话里说"别寄了，你自己留着吃好点"，我嘴上答应，挂了电话还是去邮局。
2014年的冬天，我组织了人生中第一场公益活动。"南滨益行"公益跑——现在想起来，那个名字起得有点笨拙，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：能不能用一场跑步，为一个患白血病的孩子筹到救命钱？
我联系了校团委，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，开始拉赞助、做宣传、设计路线。那段时间，我白天上课，晚上和团队开会到宿舍熄灯，周末跑到南滨路踩点。最大的困难不是组织，而是"信任"——凭什么让别人相信你？凭什么让别人掏钱？我印了一摞又一摞的宣传单，上面贴着孩子的诊断证明、住院照片、医院公章，每一张都经过反复核实。
活动当天，南滨路的江风很大，参加跑步的同学和市民比我们预想的多得多。大家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，胸前印着那个孩子的名字。最终，我们筹到了20万元。当善款交到孩子父亲手里的那一刻，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站在旁边，眼眶也红了。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，而是因为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：一个人的微光，聚在一起，真的能照亮别人的黑夜。
2015年，我把目光投向了涪陵的"事实孤儿"。所谓“事实孤儿”，就是父母一方或双方因服刑、重病、失踪等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，但法律上又未被正式认定为孤儿的孩子。他们不像孤儿那样有政策兜底，却同样面临着生存困境。
我和几个同学利用周末和假期，一次次往返于学校和涪陵之间。走访、登记、核实、建档，再联系爱心家庭进行结对帮扶。那一年，我们为几十名“事实孤儿”找到了"爱心爸爸妈妈"。每次看到孩子拉着新"爸妈"的手，怯生生又忍不住笑的样子，我就想起自己——我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，也曾被无数双手拉过一把。现在，轮到我伸手了。
2016年11月，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。入党这件事，在我心里不是"镀金"，是"归队"。我见过太多党员的样子——支教老师、扶贫干部、村支书—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：在最难的地方，做最实的事。我想成为那样的人。预备党员宣誓那天，我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话：以后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别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。
2017年，我通过专升本考试，考入重庆三峡学院。备考的那段日子，是我大学三年里最安静也最煎熬的时光。白天要完成毕业设计和实习任务，晚上回到宿舍，室友们有的在打游戏，有的在聊天，我戴上耳机，对着专升本的教材一遍遍刷题。有时候困得不行，就用冷水洗脸，回来继续看。不是因为有多大的野心，而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：以我的起点，如果不往上走一步，未来的路会窄很多。
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给母亲打了电话。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"好，好。"就这两个字，我听出了她压了一路的眼泪。
如今，九年过去。我从三峡学院本科毕业，又经历了几份工作的历练，最终落脚在武胜县城乡住建局。每天打交道最多的，是农村危房改造、自建房安全排查、老旧小区改造这些"接地气"的事。每次下乡验收，看到老乡住进了安全稳固的新房，脸上的笑容比什么都真实。我常想，这大概就是命运的闭环吧——当年那个在山里刨红薯的穷孩子，如今在用专业所学，为更多山里人的安居保驾护航。
知难而进，挑战自我，反哺社会。这是我一直记在心里的一句话。它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我十年来的真实写照。从大巴山到重庆，从建工职院到三峡学院，从学生到住建局的一名工作人员——每一步都不算轻松，但每一步都值得。
如果时光倒流，让我重新站在2014年那个秋天，背着被褥站在校门口的自己面前，我想对他说：别怕。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光是一点一点聚起来的。你今天吃的苦、帮的人、读的书，都会变成未来的路标。而你最终要去的地方，比你想象的更远，也比你想象的更温暖。
